长江三角洲，在广义上是指苏南地区（包括长江以北的南通）、上海和浙江北部的嘉兴、湖州，在狭义上则是指所谓的“江南四府”，即苏州、松江、常州、镇江。19世纪中期上海开放通商口岸之后，松江的地位被上海取代，上海在短短几十年内就跃升为长江三角洲乃至整个长江流域的龙头城市。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上海是当之无愧的远东第一大都市，加上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的政治优势，长江三角洲在中国的经济版图中一直保持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是中国近代工业、运输业、金融业最发达的地区之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由于西方国家的封锁，上海无法保持与全世界的经济贸易往来，其经济地位被香港取代。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面临的国际形势非常险恶，国家强调“备战备荒”，大规模兴起“三线建设”，长江三角洲没有得到国家政策的照顾，反而成为“全民备战”的第一线区域，经济发展受到严重影响。然而，就是在极“左”路线横行的七十年代，苏南乡镇地区却开始了“社队企业”的尝试，即利用社队集体资金和少数社员的个人资金入股，开设生产消费品的轻工业工厂，利用当时消费品短缺的局面赚取利润以支援农业发展。“社队企业”在当时是非常隐蔽的，规模也非常小，但它是苏南地区乃至全国乡镇企业的前身，为后来乡镇企业的蓬勃兴起埋下了伏笔。
1979年改革开放以后，苏南地区的乡镇企业异军突起，浙北的萧山、绍兴、鄞县也做了相同的尝试，长江三角洲经济发展迅速恢复了活力，引起整个社会的广泛关注；1984年，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首先提出了“苏南模式”这个说法。所谓“苏南模式”，最初是指苏南地区农民办工业、发展乡镇企业的农村经济现象，就是在大中城市的辐射和带动下，由地方政府全力支持的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小城镇迅速发展，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得以实现，农村经济和国民经济总量大幅度增长。与其他地区的乡镇企业发展相比，苏南地区的乡镇企业带有非常浓厚的政府色彩，工业原始积累主要依靠集体积累，企业管理者与地方领导干部没有严格的区分。如果没有地方政府强有力的支持和指导，苏南乡镇企业不可能有80年代中后期的繁荣局面；但是，正是因为地方政府的意志过于强大，苏南乡镇企业一直带有严重的政企不分、产权不明、市场机制发展滞后等问题。最重要的是，除了极少数优质乡镇企业发展为大型企业之外，大部分乡镇企业规模都非常小，信奉“船小好掉头”“什么好卖生产什么”的经营思路，这种经营思路在短缺经济的条件下固然能取得辉煌战果，但是在中国经济全面转为买方市场之后，这种粗放经营就丧失了市场，技术含量弱、抗风险能力差、缺乏进一步发展的活力的弱点暴露无疑。与此同时，以民营经济为主、政府干预成分很少的“温州模式”却大行其道；当温州商人在小商品生产中积累了足够资本，开始向房地产、外贸乃至高科技等领域进军时，苏南地区的乡镇企业却举步维艰，甚至出现了地方政府组织的“破产逃债”运动，少数仍能保持优异业绩的苏南乡镇企业纷纷被改制为国有或“准国有”企业。就这样，江苏和浙江经济发展的优劣在短短几年内就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甚至有人提出：“苏南模式已经终结，温州模式才是中国最有效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
苏南模式虽然遭遇了严重的危机和质疑，是否就意味着苏南经济将从此一蹶不振呢？答案显然是“不”！早在八十年代末，江苏地方政府就已经意识到“苏南模式”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可能遭遇严峻挑战，并及早提出了“上质量，上规模，上档次”的产业转型计划。从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中期，苏南经济经历了痛苦的转型，其中重要的一点是发展职业技术教育，把粗放经营、低技术含量的旧乡镇企业改造为集约经营、高技术含量的新乡镇企业，在不具备廉价劳动力优势的情况下，坚决地走上技术密集型的发展道路。但是，事实的发展并没有像苏南人想象的那样一帆风顺，在这个痛苦的转型期中，乡镇企业纷纷垮掉或被卖掉，江苏的GDP先后被广东、山东超过，直到九十年代后期台商大量涌入，苏南经济才重新恢复了活力，并在最近两年再次成为全中国关注的焦点。
苏南经济的新崛起得益于两点：一是上海作为中国经济龙头城市的再次振兴，地理位置的得天独厚、国家政策的倾斜、中外经济贸易的日益频繁、产业和人才资源的积累都使上海的发展如鱼得水，十年前还是一个“衰败的老工业基地”，如今已经是中国最富经济活力的城市，苏南地区作为上海的经济腹地，当然受益非浅；二是台商将许多技术密集型产业，尤其是电子、通讯、计算机类的产业转移到大陆，这种产业最需要的是具有中等职业素质的技术工人，而苏南地区经过近十年的痛苦转型，已经培养起了一大批技术工人，正符合台商的需要。此外，新加坡政府对苏州输入大量资本建设“苏州工业园区”，也对整个苏南经济的发展起了刺激作用。在“苏南模式”中没有得到充分发展的昆山、太仓、张家港等县市，借助苏南第二波经济发展的东风，迅速超越了当年以发展乡镇企业而名噪一时的武进、江阴等县市。原先在太湖平原上齐头并进的“苏锡常”黄金地区，常州已经逐渐落伍，苏州也在与无锡的竞争中占据了先机，苏州工业园区、苏州高新技术开发区和昆山工业园区等国家级开发区为苏南经济贡献了惊人的GDP，对外资的利用也进入了台资、日资、新资甚至欧美资并举的崭新时期。改革开放以来，苏南人一直被认为是“劳工思想”严重，满足于为乡镇企业、国有企业和现在的外资企业“打工”，很少像浙江人一样开办民营企业当“老板”；然而现在，苏南地区的民营企业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而且主要集中在电子等技术密集型行业，其潜力不容小视。
然而，苏南经济的第二波发展仍然存在着深刻不足和隐患。首先，所谓的“技术密集型企业”仍然以技术工人密集型为主，只是外资的加工工业基地，缺乏自主的研发能力；其次，对上海的依赖越来越严重，究竟是一心一意以上海为龙头发展，还是走出“江苏自己的道路”，江苏内部一直争议很大；第三，苏南集体企业的产权改革一直没有解决，许多乡镇企业已经或正在转为股份制企业，地方政府、企业领导、中层管理人员和职工的权益如何分配是非常头疼的问题，潜伏着严重的不稳定因素；第四，同在一个江苏，苏南和苏北的经济差距日益扩大，同属苏南的苏锡常地区和南京、镇江地区的差距也日益扩大，至今没有成型的解决途径；第五，虽然苏南民营企业最近几年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比起浙江和广东，江苏的民营企业规模显然还远远不足，如何实现技术密集形产业的本地化，减少对外资的依赖，是一个长期的问题。
随着国家取消农业税和农业特产税、粮食价格上涨，农民务农收入增加，主要依靠农民工的珠江三角洲出现了“民工荒”的难题；加入WTO之后，外国政府和企业经常以“劳工待遇”为制裁的砝码，威胁珠江三角洲的劳动密集型企业改善劳动环境、提高劳工待遇，使这些企业廉价劳动力的优势受到严重威胁；最重要的是，人民币升值压力近来一直很大，只要人民币升值5%-10%，都将给珠江三角洲的出口型劳动密集型企业带来毁灭性打击。种种危机之下，珠江三角洲开始学习长江三角洲的技术工人密集型发展道路，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引进技术密集型企业，更有人认为珠江三角洲的时代已经过去，长江三角洲才代表着中国经济发展的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