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那是十二月，我进入巴黎十二大学。
我们每周都有一节对话课，为时两个半钟头。在课堂上，每个人
都必须提出或回答问题。问题或大或小，或严肃或轻松，千般百样无
奇不有。
入学前，前云南省《滇池》月刊的一位编辑向我介绍过一位上对
话课的教授：“他留着大胡子而以教学严谨闻名于全校。有时，他也
提问，且问题刁钻古怪得很。总而言之你小心，他几乎让所有的学生
都从他的课堂上领教了什么叫做‘难堪’……”
我是插班生，进校时，别人已上了两个多月课。我上第一堂对话
时，就被教授点着名来提问：“作为记者，请概括一下你在中国是如
何工作的？”
我说：“概括一下来讲，我写我愿意写的东西。”
我听见班里有人窃笑。
教授弯起一根食指顶了他的无边眼镜：“我想您会给予我这种荣
幸：让我明白您的首长如何工作的。”
我说：“概括一下来讲，我的首长发他愿意发的东西。”
全班“哄”地一下笑起来。那个来自苏丹王国的阿卜杜勒鬼鬼祟
祟地朝我竖大拇指。
教授两只手都插入裤袋，挺直了胸膛问：“我可以知道您是来自
哪个中国的么？”
班上当即冷场。我慢慢地对我的教授说：“先生，我没听清楚你
的问题。”
他清清楚楚一字一句，又重复一遍。我看着他的脸。那脸，大部
分掩在浓密的毛发下。我告诉那张脸，我对法兰西人的这种表达方式
很陌生，不明白“哪个中国”一说可以有什么样的解释。
“那么，”教授说，“我是想知道：您是来自台湾中国还是北京
中国？”
雪花在窗外默默地飘。在这间三面墙壁都是落地玻璃的教室里，
我明白地感受到了那种突然冻结的沉寂。几十双眼睛，蓝的绿的褐的
灰的，骨碌碌瞪大了盯着三个人来回看，看教授，看我，看我对面那
位台湾同学。
“只有一个中国。教授先生。这是常识。”我说。马上，教授和
全班同学一起，都转了脸去看那位台湾人。那位黑眼睛黑头发黄皮肤
的同胞正视了我，连眼皮也不眨一眨，冷冷地慢慢道来：“只有一个
中国，教授先生。这是常识。”
话音才落，教室里便响起了一片松动椅子的咔咔声。
教授先生盯牢了我，又递来一句话：“您走遍了中国么？”
“除台湾省外，先生。”
“为什么您不去台湾呢？”
“政府不允许，先生。”
“那么，”教授将屁股放了一边在讲台上，搓搓手看我。“您认
为在台湾省问题上，该是谁负主要责任呢？”
“该是我们的父辈，教授先生，那会儿他们还年纪轻轻哩！”
教室里又有了笑声。教授却始终不肯放过我：“依您之见，台湾
问题应该如何解决呢？如今？”
“教授先生，中国有句老话，叫做‘一人做事一人当’。我们的
父辈还健在哩！”我说，也朝着他笑，“我没有那种权力去剥夺父辈
们解决他们自己酿就的难题的资格。”
我惊奇地发现，我的对话课的教授思路十分敏捷，他不笑，而是
顺理成章地接了我的话去：“我想，您不会否认邓小平先生该是你们
的父辈。您是否知道他想如何解决台湾问题？”
“我想，如今摆在邓小平先生桌面的，台湾问题并非最重要的”
教授浓浓的眉毛如旗般展开来长起：“什么问题才是最重要的呢
，在邓小平先生的桌面上？”
“依我之见，如何使中国尽早富强起来是他最迫切需要考虑的。
”
教授将他另一边屁股也挪上讲台，换了个更舒服的姿势坐好，依
然对我穷究下去：“我实在愿意请教：中国富强的标准是什么？这儿
坐了二十几个国家的学生，我想大家都有兴趣弄清楚这一点。”
我突然一下感慨万千，竟恨得牙根儿发痒，狠狠用眼戳着这个刁
钻古怪的教授，站了起来，一字一句地对他说：“最起码的一条是：
任何一个离开国门的我的同胞，再不会受到像我今日要承受的这类刁
难。”
教授倏然地离开了讲台向我走来，我才发现他的眼睛很明亮，笑
容很灿烂。他将一只手掌放在我肩上，轻轻说：“我丝毫没有刁难您
的意思，我只是想知道，一个普普通通的中国人是如何看待他们自己
国家的。”然后，他两步走到教室中央，大声宣布：“我向中国人脱
帽致敬。下课。”
出了教室，台湾同胞与我并排儿走。好一会儿后，两人不约而同
地看着对方说：“一起喝杯咖啡好吗？
